〖创先争优中心组材料〗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三大历史背景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虞和以“辛亥百年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虞和平认为，如果从辛亥革命的起源开始推，它是从甲午战争以后，从1895年开始的，所以，要讲它的背景就要从1895年以后整个这段时间到1911年，这段时间都是辛亥革命的大背景。
1895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的救亡图存的活动主要是政府层面、官员层面的比较多，民众的层面还没有太大地发动起来，那个时候是洋务运动。1895年以后，广大的民众看到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被小小的日本打败得这么惨，广大的民众开始觉醒，所以民众运动开始起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多数民众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抱着救亡图存心态的，基本上希望政府能够通过中国自己的改良来改变政治状况，来挽救中国的命运。孙中山从1895年开始向李鸿章上书提出来的就是一个改良的方案，政治改良、发展经济等。我们已经讲了一个戊戌变法，后来的维新运动，康有为1895年提出他们的“公车上书”，最早提出改良方案的还是孙中山，孙中山的改良方案要比康有为提出来的改良方案还要早一点。后来孙中山提出来的改良方案被李鸿章拒绝，后面的一系列的改良活动，到1901年开始的，清王朝开始发动的新政，到后面的立宪，一系列的通过改良来改变中国状况的这些活动或者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没有显示它的成效来，或者成效很少，特别是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很少。特别是到预备立宪以后，特别是清政府提出来皇族内阁，基本上都是皇亲国戚组成的，原来通过改良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感到彻底的失望，所以，从孙中山的改良方案被拒绝以后开始走向革命，在他们这些革命的引导下，同情革命，追随革命，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国会请愿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以后，原来一心指望立宪的那些人一度转向支持和同情革命了。所以这个是从改良转向革命的一个背景。
还有一个，我们讲辛亥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按照它的社会基础，一个是要有资本主义经济，一个要有资产阶级的队伍壮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洋务运动开始产生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时期，甲午战争后几年，特别是到新政时期的几年，除了官办的一些企业进一步发展以外，民办的、商办的这些企业也有比较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氛围慢慢成长起来了，不光是资产阶级的人数有了比较大的增加，而且资产阶级，商人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我们说一个阶级的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有它自己的组织，当它还没有组织的时候这个阶级还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就是自然存在的阶级。到有组织以后，它就会自己为自己的利益，谋取自己的利益，有组织的采取行动，这个组织就是最早的1903年底、1904年初开始产生的商会。这个商会是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组织。它在各个城市，从大型城市到县一级的小城市都有商会组织存在，到清末的时候，到1910年左右的时候，或者再早一点，1908年、1909年，商会要求成立全国的商会联合会，开始筹备这个，就是把全国的资产阶级都联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就产生了政治要求，要求政治进行改良，符合或者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另外，他们的这些上层的资产阶级也要求参政的希望和要求，但是，清政府的立宪迟迟不推行，使那部分人，新型阶级层，而且有一定经济力量，也有一定知识程度的，当时可以被称为社会精英阶层的这部分人，他们被排除在参政的队伍之外，所以，清政府不能及时地把他们吸引到他们的政治参政的里面去。所以，他们成了一个要求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那些人大多数都同情或者支持革命了。这是辛亥革命第二个背景。
第三个背景就是中国和外国的交往和关系在进一步地扩大。甲午战争以后，有更多的中国人出去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很多人学习军事，就成了新军的主要源头，好多新军的将领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还有一些出去学政治学、法学、工商管理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学的，特别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1895年前后的改变，1895年以前的留学主要是学自然科学，1895年以后留学学社会科学的越来越多的，对西方的社会、对西方的政治了解得更多了，他们的思想当中要求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欲望越来越强，使这部分人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开放的领先者，而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军事将领为首的新军成了辛亥革命起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这个是辛亥革命的三大历史背景。
【思想道德建设爬坡永无止境】
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不断爬坡、与时俱进的过程，跟经济建设一样需要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积极调整，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改革发展攻坚期、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利益分化、思想多元，社会现象不尽如人意，道德焦虑普遍存在。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完成法律、行政、经济的“基本建设”，最终构建起可信、可靠的现代社会良善秩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期盼。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近日反驳了“国人道德滑坡说”。他表示，从主流看，国人道德风貌良好。“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
当下，许多人习惯用“道德滑坡”之类说法表达对自身际遇或社会现象的不满，以简单的“妥”或“不妥”来定义这种道德评判其实很难。但有一点能够肯定，那就是无论公众还是媒体，当他们传诵“最美妈妈”徒手去接坠楼孩子这样的义举、善举时，心中无不涌动着感佩与温暖。当他们痛陈“老人倒地无人敢扶”时，言下之意都是“无人扶”十二万分的不应该。可以说，在“扶老”这类事儿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相当一致，社会舆论纠结于“扶不扶”，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能让许多人直抒道德焦虑的题材。公众对这样那样的道德失范现象高度敏感、焦虑，正反映了在“仓廪实、衣食足”之后，国人对“知礼节、知荣辱”，对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的要求和祈盼。
中国人需要经济蓬勃发展，也需要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环境和心情。许多人言必称“道德滑坡”，说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重构主流道德观的任务重大而紧迫。遗憾的是，当不少人天天对现实做出负面道德评判的时候，却依然只是诉诸于传统的道德情感。似乎一提到道德，就是传统美德，一提到失德，就是世风日下。但对传统美德一味怀旧，为“田园牧歌”大唱赞歌，并不能有效解决今天复杂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对身边的义举、善举视而不见，草草拉起道德大旗来质疑一切，甚至每每偏离主题，众声喧哗演变成了无休止的相互指责、攻击乃至谩骂，更不可能碰撞出一个与时代合拍的社会道德规范。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道德并非一成不变，一定意义上说，思想道德建设就是一个不断爬坡、与时俱进的过程，跟经济建设一样需要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积极调整，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任何时代的道德都不那么完美，与过去相比，现在的道德建设可能更复杂、更困难。必须正视，改革发展攻坚期、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中国，不同人群利益分化、对立、博弈，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这已是一种常态。农耕时代或计划经济下那种基于共同生活经验或共同利益的道德正显得日渐单薄，口号化、形式化的东西，也很难再凝聚起“分裂的民意”、形成主流价值判断；必须正视，市场经济在不断加剧社会竞争，而保障良性竞争的法治堤坝还没有合龙，诚信体系更不完整，打道德和法律“擦边球”谋利甚至干脆冲破底线者常常没有受到足够的“报应”；必须正视，“陌生人社会”的到来正加大社会运行成本，互不信任也让人们的情绪变得负面，这种情绪与利益纠葛交织在一起，平添了许多对道德、对他人、对社会的抱怨。
今时今日，围绕国人道德所热议的种种问题，都不是靠振臂疾呼，或在道德上动个大手术就能够解决的。提高国民素质、引导道德选择，还有很多法律、行政、经济的“基本建设”要做。诚然，如王世明所言，“老人摔倒二话不说就该扶”。老人摔倒众人扶起，好人受到感谢而非冤枉；搭便车回家的老人意外身亡，其子女拒绝赔偿——我相信，事情确实就应该这样发生，而且在生活中也真实发生着，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大家不愿看到的纠纷就不会出现。应当承认，创造一个让更多人愿于、乐于“二话不说”扶危济困的环境，要说、要做的还很多。
站得更高一点看，无论是出于道德传统，还是出于现实情感，很多事儿其实都属于二话不说就该做的范畴：为官一任该讲官德，清正为民；为人师表该讲师德，言传身教；白衣天使该讲医德，妙手仁心；大小老板该讲商德，诚信经营……但这种“德”不能全靠传统和个体良心去实现，道德成本不能由好人来承担，不能要求谁不考虑外在环境、不计较个人得失去践行某种道德标准。所以我们才要强调：德以劝善，法以诛恶，法律必须成为道德规范和社会文明的风向标，道德观念必须渗透到司法实践中。扶危济困、助人为乐者应得到保障，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者应受到严惩；所以我们才要强调：道德讨论不是要抹黑、围攻哪个人群，放大冲突和对立，而是要切实调整利益关系，提升每个人从善的动力和对他人从善的信心；所以我们才要强调：“私德”的培养很大程度有赖于“官德”、“公德”的建设，只有权力和金钱被套上笼头，“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得以扭转，社会心态才能理性平和，道德基石才能坚实稳固。
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道德建设的爬坡永无止境，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对建设“新德”、“大德”，对惩恶扬善提出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在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发布10周年之际，正视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焦虑，实实在在地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构建可信、可靠的现代社会良善秩序，这是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惟有如此，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中国人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体面、有尊严。
（文博党支部整理）
|
